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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程慈航站在岸边，看着那些漂远的灯火。他想起了秦淮河的画舫灯火，想起淡水河的汽笛，想起新加坡河的驳船，想起马六甲海峡的夕阳。他这一生见过太多的河流，每一条河的尽头都有人在等他回去，而恒河不是任何一条他可以回家的河，它只负责把一切送向远方。

        从基隆港到马六甲，从马六甲到曼谷，从曼谷到仰光，从仰光到加尔各答——这条跨越半个亚洲的走私路线，在程慈航手里被一节一节地斩断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案子结束後，程慈航在加尔各答多留了一天。彭孟缉司令通过外交部发来贺电，措辞简洁——「程副处长印度之行功在国家，望早日返台复命。」黄珍吾也拍来电报，说蒋经国先生对案件侦办结果表示满意，准备在台北召见。程慈航把两封电报折好放进口袋里，没有立刻去订回台北的机票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去了加尔各答的华侨公墓。那座公墓在城郊一座小山的山坡上，面朝恒河的支流。时值黄昏，暮色低垂，墓园里寂静无人，只有几只乌鸦停在枯萎的木棉树上，偶尔发出粗哑的啼声。程慈航沿着碎石铺成的小径慢慢走着，在层层叠叠的墓碑之间穿行，最後在一片僻静的角落停了下来。他蹲下身，把墓碑上的青苔轻轻拂去。碑上刻着一行小字——「先考周公讳文渊之墓」。他取出随身携带的香烛纸钱，将蜡烛插在墓台两侧的土里，点燃，然後毕恭毕敬地供上三炷香，又化了纸钱。灰烬在晚风中飞散开来，像一群灰色的蝴蝶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对着墓碑说，周先生，案子破了。害你的人已经归案。我没有见过你，但我知道你是个本分的生意人。你不该死。他把最後一叠纸钱放进火里，看着火苗一点一点把它们舔尽，然後站起来，整了整衣领，转身下山。身後的烛火在暮色中跳动着，像两只不肯合上的眼睛。

        程慈航在加尔各答港登上了返回新加坡的轮船。傍晚时分，船缓缓驶出胡格利河口，加尔各答的轮廓在海雾中渐渐模糊。他站在甲板上，看着夕阳沈入阿拉伯海，想起这一趟行程，想起死者的面孔，想起那些在审讯室里供认不讳的人——他们每个人的眼里都曾经有过光，後来被贪婪和恐惧一点一点地吞噬了。他低下头，从怀里掏出杨玉琼前些时日寄来的航空邮简——信纸的边缘已经有些磨毛了，显然是被他反复翻看了很多遍。她在信里说，新加坡的午後雷阵雨又快到了，每天下午准时下一场，下完了天就放晴，空气里满是潮湿的草叶味。窗台上的栀子花今年开得格外旺，香气飘满了整间公寓。她上个月去牛车水买菜时，在街角的花摊上看到一盆白色的栀子花，和台北院子里那一株一模一样，便又买了一盆回来，放在卧室的窗台上。她说她现在有两盆栀子花了——一盆是他托人带来的苗，一盆是她自己买的。她说，也许，花多了就不孤单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他读完杨玉琼的信，折好放回信封里，又从怀里掏出另一封——花锦芳的航空邮简。她的信更短，没有问候，没有近况，只说丽锦最近做了一次股权结构调整，有一份「非执行股东确认书」需要他过目签字。信的末尾写了一句：「不急。你下次来香港的时候带上印章就行。丽兰说这事不赶，但字得你自己签。」

        程慈航把信折好，和杨玉琼的信放在一处，一起放回怀里。他站在甲板上，看着海面。船正朝着新加坡的方向航行——那里有一扇窗台摆着两盆栀子花的公寓，而在更远的香港，有一份等他签字的确认书。他分不清哪一封信更重，但它们都在同一件外套的内袋里，被同一只手掌压着，贴着同一个人的心跳。

        程慈航在船上读完信，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。他没有回信，只是在日记本里记了一行字：「丽锦。股权。印章。」这是全书第一次提及程慈航与丽锦的股权关系，但用「文件」和「印章」两个词模糊处理，不直接说「股份」。

        程慈航把信折好放回怀里，望着前方海天相接的地方。下一站是新加坡。他知道，那里有一扇朝海的窗，窗台上摆着两盆栀子花。有一双清澈的眼睛，正在等着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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